她盯着手机屏幕,那句“要是你们需要地图,我可以给你们”在脑子里反复回放。
她不是不信他,而是太清楚——体制里的人主动递刀,往往意味着他自己也想割点什么。
但她需要这张地图。
第二天清晨,她在展览馆后门见到了吴志国。
他穿一件灰呢大衣,拎着个旧帆布包,看起来不像公务员,倒像个落魄教师。
两人没进馆,就在旁边的绿化带边上走了两圈。
风很大,吹得树叶翻白。
“西墙外那条路,十年前就拆了路灯。”吴志国低声说,“现在归殡仪馆后勤科管,监控只扫正门和火化区。但每年清明,家属绕道烧纸,摄像头拍不到,系统也不记。”
他从包里抽出一张手绘图,墨线模糊,像是用铅笔打了底又描了一遍。
图纸上标着几处红点,其中一个写着:“夜校接送点,老工人常聚,年停办。”
“他们念叨的影院座位号,是当年工会的福利票。”他补充道,“第三排靠走道,通风好,打盹不憋气。临终前说这些……不是糊涂,是舍不得那一口自由的风。”
于佳佳接过图,指尖摩挲过那些歪斜的标注。
她忽然明白,这些人不是单纯想听声音,他们是想确认:我活过的痕迹,有没有被彻底抹掉?
她抬头:“你为什么帮我们?”
吴志国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年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在整理他遗物,现一本笔记本,记着他每天听到的声音——电车进站、报亭吆喝、孩子放学踢瓶盖。他没写一句话,全是录音时间戳。我才意识到,他晚年失聪,却一直在‘听’这个世界。而我们现在建的平台,连这种安静都容不下。”
他顿了顿:“你们做的事,是在替不会声的人存证。我不敢公开站出来,但至少,可以画张图。”
计划定在清明前夕。
行动代号很简单:代祭。
赵小满带着改装过的微型麦克风,提前两天埋设在殡仪馆西侧围墙外的几处角落。
设备藏在废弃花盆、水泥墩裂缝甚至一只破鞋里,电源靠太阳能纽扣电池维持。
它们不联网,不射信号,只在特定声波频率触时短暂激活,录下一段不过三分钟的音频。
规则是:来祭奠的人,不必大声说话。
只需在焚香时,低声描述一个记忆中的场景——老楼门铃声、阳台上晾晒的蓝布衫味道、楼下修车摊的铁锤节奏……任何活着时习以为常、死后却再难触及的细节。
“烧给死人的东西没人查。”于佳佳对参与的志愿者说,“可风会把它吹回活人耳朵里。”
清明当夜,十座“声音亭”几乎同时出现异常登录。
技术巡查组接到警报时,第一反应是系统遭袭。
但他们赶到现场,只见亭子空立,玻璃反着月光,内部无电源接入,无线信号也被屏蔽器覆盖。
设备静默如墓碑。
而在城北一栋未拆迁的老宅地下室,秦峰正守着一台短波电台。
这是奶奶早年留下的通讯设备,经过他重新调频,能接收特定脉冲编码的微弱信号。
每座声音亭的底层协议都被植入了回传程序,数据以极低率分段送,如同心跳间歇。
屏幕上开始跳动解码文字:
“o李桂花,今早有人在我窗台放了一束野菊。”
“王建国儿子说,他爸打的星还在天上。”
“巷口那棵槐树锯了,但我孙女还记得树洞藏糖纸的地方。”
打印机缓缓吐出一长卷纸,标题是手写体:《亡者通信录》。
于佳佳站在角落,看着那行行字迹浮现,忽然笑了。
她没哭,也没欢呼,只是轻轻说了句:“他们可以清户,但清不了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