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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5节（第2页）

注释

1《史记o五帝本纪》。现存关于大禹的记载，主要来自《尚书》、战国诸子和司马迁的《史记》。

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

第150页。有关二里头考古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

不再详注。

这里采用的是较低的稻米千粒重数值，二里头稻米和粟米颗粒重量比实际应远超过八倍。二里头浮选结果并未介绍粮食颗粒的平均体积、重量，但王城岗遗址的浮选有体积:粟粒“均呈近圆球状，直径多在12毫米以上”，稻米“平均粒长是447毫米，平均粒宽为241毫米”，计算可知，粟米平均体积约09立方毫米，稻米平均体积近20立方毫米，是粟米的20倍，所以8倍的重量估值属于相当保守。参见赵志军《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301页。这是等比例显示的图片，在有些浮选统计论文里，各种粮食照片的比例不同，显示的颗粒大小都近似，更容易使人忽视千粒重问题。

赵志军：《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农业考古》2019年第6期。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22、523页。新碧一期数据中粟和黍被合计在一起，但这两者的千粒重相差较大，难以进行合并折算，所以这里只用了第二期数据。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1999-2006）第四册彩版一改绘。

赵志军：《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袁飞勇：《煤山文化研究》，武汉大学2020年博士论文。关于新碧陶器所属文化类型及分布范围，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本书采用的是较广义的一种。

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137页。常淑敏：《二里头王都的龙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论文。

2002是发掘年份，v是发掘区编号。

王青、赵江运、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新见神灵及动物形象的复原和初步认识》，《考古》2020年第2期。

朱乃诚：《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源流：兼论石郎遗址皇城台大台基石护墙的年代》，《中原文物》2021年第2期。

同上。

同上。

第三章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公园尚未兴建时，作家兼媒体人许知远曾带着摄制组造访二里头，由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给他讲解古老的王宫基址以及3800年前的城建规划大路。

王权的威势如坚硬的夯土，似乎已经写入文化基因，注定主导其后近4000年的中国。镜头前的许知远茫然自语：“是宿命，难道——无法走出去么？”

不过，回到二里头初创的时代，当事人面临的问题可能完全不同。在二里头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从江南到华北，已经出现若干辉煌古国——石家河、良渚、南佐、陶寺、石穿、清凉寺……它们一度建立大型的城邑，距离“文明”和王朝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经过短暂的繁荣，又都自然解体，复归简单无为的部落时代。

那么，二里头是如何走出昙花一现的旧循环的？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统治技术——青铜。

最古老的“城建规划”

《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共有471年。新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前后相承，距今约为3850—3520年，恰好和古史中的夏朝基本吻合。

但是，除了这个基本的时段特征，古史中记载的夏朝往事，诸如后羿篡权之类，在考古中还找不到验证。而且，二里头考古呈现的很多现象，在史书中也完全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