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薛时韵,就是我的姐姐。
时隔多年再见到薛时韵,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麽,想问的事情太多,想说的话太多,反而说不出来了。
在长久的沉默後,我说出了第一句话。
“姐,这麽多年,对不起……”
回应我的是薛时韵的一个拥抱,她身材精瘦健壮,有力的手臂紧紧拥抱着我,几乎把我压得喘不过气。
我和季瑛在首都停留三天,季瑛带着我在大学牌匾前正式照了一张照片,找照相馆加急冲洗了出来,配了一个相框。
“等回家了,和十年前那张摆在一起。”
我被她逗笑了,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故作神秘的问她:“季瑛,我当年离开首都的时候其实从你身上拿走了一样东西,你能猜出来是什麽吗?”
我原本以为季瑛当年根本没发现,但季瑛只是想了一下,就回答:“你拿走了一张照片,是我和你的合照。”
我有点惊讶:“你怎麽发现的?我以为你当时根本没心思在意照片数量呢!”
“开始是没发现,”季瑛也笑了:“但你离开我的那段时间很难熬,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把你的照片来来回回的看。”
说着,季瑛凑过来,在我的唇角留下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轻声说:“我们不要再分开了,答应我,好吗?”
我点点头,但还是想要开玩笑逗逗她:“那可不行,你太抠门了,菲奥娜他们都说你是抠门精,可我是个拜金鬼,咱们两个天生就是矛盾的。”
拜金鬼和抠门精,薛时绾和季瑛。
季瑛听了我的话,歪着头假装思索了一会儿,最後直接吻上来:“嗯,我再找不出更般配的组合了。”
【全文完】
後记
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大一暑假参加三下乡项目,为了田野调查数据,住在祖国大西北某个连高清卫星图都定位不到的小村子。
我和小组成员花五天时间走访三个村子,为了收集到保质保量的数据,我们不能发问卷,只能蹲在村口路边抓住路过的老人闲聊——青壮劳动力基本全都进城或打工,只有零星几个孩子留在村子过暑假。
相同的套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相同的问题问了一次又一次。
西北的夏天像个大烤箱,阳光照在皮肤上针扎一样的疼,唯一的交通工具——脚底板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磨出水泡,村里老人拗口的方言更是让我很多次以为自己不是个外地人,而是外国人。
我们在第三个村庄调查的第二天,住在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宾馆。
说是宾馆,其实就是挂了个宾馆招牌的民宿,村民自建房的三楼隔出来给我们这些“学生娃”做暂时的落脚地,每晚五十块钱,我住在唯一一个单人间,所以还要多交三十块钱。
宾馆的一楼还兼职盲人按摩,当天晚上我腰疼的几乎没知觉,斥巨资六十块钱体验了两个小时的按摩服务。
给我做按摩的盲人师傅也是宾馆老板,他还有个孙女,当时刚参加完中考,经常坐在一楼的小院子里看书。
两个小时的按摩让我的骨头暂时活了过来,我坐在一楼吹空调,发呆的时候正好和那个小姑娘的视线撞上。
我是个社交废物,尴尬的笑一下就想溜,但小姑娘突然开口问我上的大学叫什麽名字。
我局促的像个过年被亲戚盘问成绩的小孩,说出了大学名字。
我的大学不是985,也不是211,甚至都不是双一流,只是一个出了省知名度就几乎为零的普通双非一本,这样的学校明显并不是可以经常骄傲挂在嘴边的。
我没指望小姑娘认识我的大学,毕竟它在省内的知名度也差强人意。
但小姑娘却说她听说过,我们学校的建筑学很厉害,还问我是不是建筑专业的学生。
我继续尴尬的笑,说不是,我学城市管理。
她问,那是做什麽的?
我说,将来可以考公。
她又问,除了考公呢?
我想了一下说,还可以考教资当老师。
小姑娘说,她以为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了才会去当老师。
我忍不住笑了,对她说,每年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那麽多,可教师岗位只有一点点,大家都要为了一个编制挤破头了。
她追问,除了考公和当老师,还能做什麽?
她问住我了,我摇摇头,不知道。
小姑娘没再说话,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似乎有点可怜我念了这麽多年书吃了这麽多苦,最後考上大学却学了个注定找不到对口工作的专业。
最後,她似乎是为了安慰我,说,没关系,现在文科生就业都困难,过两年就好了。
没关系。
这简单排列的三个字在我脑海里一直回荡到深夜。
当时我的高等数学第二次挂科,一百分满分的卷子,我考了13分,创下我自己数学成绩的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