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下车,对孔怡挥挥手,说到家告诉她。就像还是孩子的时候一样。有那么几个人在世上可以让你一直做小孩,是多么幸福。她一边走,一边打开微信,找到章澈,想了想,不知道说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说起,并且延伸到无比遥远的未来。
往年这时候,章澈已经躺在家里沙发上,和父母一起,悠游自在剥砂糖柑吃。今年,爸妈来找她过年,这是一个不同。她本来不太支持,觉得一样是城市,过年了照旧沉默安静如同也在休息,但父母坚持,理由一是想念女儿,二是老家亲戚也很烦人——哦,她想起来,自己差点忘了,他们也有几个年纪大不了多少、应付起来却很烦人的“长辈”——她也没有啥反对理由,自然把房间腾出来预备好、提前请阿姨上门打扫干净,亮堂堂堪比酒店,等着父母来住。
第二个不同,就是她被迫值班,第二天就要放假了,她此刻还在一个人的办公室里坐着。非为其他,就因为是和公家有关的行业,怕有急事,竟然也搞起值班制度来。她有点儿怨,觉得就算参照什么国有企业搞值班制度,他们这样的初创企业、能处理什么紧急情况?哦,哪个被孵化的企业欠薪了、被讨债了、被告到公家门口去了、她提供材料?
亏得不用回老家。然而就算回去,她也可以把所有材料随时发送给需要的人,全套分好的pdf,她都有。远程办公和节假日值班,到底哪个可恶,有时候也真说出不来。
而且要光是国庆值班,她也可以接受,横竖只是大家出去玩,公司人还少。然而春节在心理上是不同的,文化也是一种可以遗传的基因,甚至只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呼吸这一切形而上连空气里都检测不出的存在,就会在这样的日子里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喜气洋洋、兴奋和不想干正事的活力。
办公室里不干正事固然刺激,可她已经到了不觉得刺激只觉得无聊的位置。所以,亏得她还有点正事干,还可以稍微工作一下。
这种时候坚守阵地还能继续工作的人存在吗?她想了想,只想到一个祁越。祁越两个小时前还在给自己发微信,照片里,还在布置员工食堂,“怕领导来走基层慰问。”
慰问!大过节的还要打扰别人过节!“形式主义!”
祁越笑了,“对哦!”
幸好她自告奋勇值班,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而且已经反复确定,他们都在度假。
其实她从来不觉得冬季去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住好一阵子是什么舒服的事,大概她家里没有患真实或心理的风湿的人——再说了,海南那么潮湿,怕湿的人难道不应该去吐鲁番?
值班不宜做新的工作,适宜胡乱学习。她时不时看着拐弯抹角地解析如何与公家打交道的文章(实话实说,太绕弯子了,不是在读是在猜),又时不时走神、然后想起前几天和祁越聊天的内容、前前几天和祁越聊天的内容、还有前前前几天和祁越聊天的内容。
年底年初这一阵太忙了,她们没有一丝空闲见面。祁越忙的那些规格高、重要人物多、需求和内容都更多的事情就不说了;她,没完没了准备上报的材料,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在没完没了地指导新一年的种种计划怎么写。有时候觉得自己来这家创业公司都是给被孵化企业上课的,那她出去挣钱不好吗?培训班——
呸。前阵子有事去祁越他们酒店,祁越出差了不说,在哪里遇见一个职业教辅机构(卖课的,甭管什么课,反正给社畜上的都算),那个场地,还没过年,堪比过年,红绸红板红围巾红椅套,生生把大红色从庄重热烈穿成了剧烈地俗气。
扑面而来,幕天席地,颜色太浓会不会容易给人幻觉?“使人进入一种奇怪的氛围里、容易相信他们的鬼话?”
她只是路过,和一位领导(照祁越看都不叫官)一起来踩场地,说看明年的活动要不要在这里办(她心里腹诽,最好的地方了不在这儿在哪里!),就被会场轰隆隆的从音响里喷发而出的吼声吓一大跳。内容“刺激”大脑,声音“刺激”耳膜,她只恨自己的大脑皮层不光滑,不能无视这些刺激,于是给祁越吐槽。
祁越发来好几个笑哭的表情,“哈哈哈哈哈,《意志的胜利》!”
太好笑所以她只能说,把这种烂七八糟的机构拿去和纳粹比,“太看不起戈培尔了!”
祁越说那倒是,“‘不准无聊’!”
啊,没有祁越她该多无聊啊。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和祁越聊到一起?即何以祁越便是不懂也总有兴趣?
“我总是有兴趣,总是有很大的兴趣。”
其实她期待过年的,至少期待和父母在一起、重新当小孩,也期待带着父母欣赏自己现在生活的城市,感受自己现在的生活,让他们感受自己的“长大成人”,以及等等春节应该发生的好事。
她和父母在一起,从不觉得压迫痛苦,亲子关系一向好得不得了。她回望自己长大成人这一路,在与别人相比,偶尔会好奇,自己如何摊到这样好的父母?宽容,培养她的聪明,给予她爱,给予她信心和能力。回想起来,有时候是父母给予了自己机会去摔打和实现,让自己在后来遇见某些挑战的时候,即便父母在那一刻也没有信心,自己却顽强地坚持下去、并最终成功了。
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在自己成长中做出的贡献,他们只是爱她,只是言传身教。他们是大学教授,但不自诩书香门第,也没有书呆子气,反而豪放自然、更接近于接地气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