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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跋扈鸩君梁冀恶清河失位汉祚摇（第2页）

那时候，中常侍山阳侯览跟太守高伦打招呼，让他给某个人安排个官职，高伦就批条子让那人当文学掾。陈寔知道这人根本没本事，就拿着文书去见高伦，还说：“这人不适合当官，但侯常侍的面子又不能不给。我建议把他安排到外署，这样就不会坏了您的名声。”高伦同意了。结果乡里人都指责陈寔乱推荐人，陈寔却是啥也不解释。后来高伦被调去当尚书，郡里的官员一直把他送到纶氏县。这时，高伦就跟大家解释说：“之前因为侯常侍的关系要安排给人安排一个官职，还是陈君偷偷把我的批文给退了回来，这才把他安排到外署的。最近听说有人因此看不起他，其实有错的人是我，陈君真是那种‘有好事就归功于上司，有过错就自己承担’的人啊！”可陈寔还是一个劲地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大家知道真相后都很感慨，从此天下人都特别佩服他的品德。

后来，陈寔当上了太丘长。他在任上推行仁德的政策，喜欢追求安定的社会氛围、做事也从不瞎折腾，因此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特别安稳。周边县的百姓听说太丘治理得好，都跑来想在这儿生活，陈寔总是耐心的劝导他们，让大家都回到自己家乡好好过日子。有一回，上司下来检查工作，手下的官吏担心会有老百姓跑来告状，就请示陈寔，要不要提前拦住这些人。陈寔却说：“大家来打官司，就是为了讨个公道，要是不让他们说，那他们的冤屈去哪儿申诉呢？所以别拦着他们！”上司听说这件事后，就感慨地说：“陈寔这么办事，老百姓怎么会有冤屈呢！”说来也怪，在陈寔治理下，太丘真就没出过什么官司。后来，因为沛国相在收税的时候干了件违法的事儿，陈寔不愿同流合污，直接就辞官不干了。太丘的官吏和百姓都特别舍不得他，一直记挂着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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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皓在当时的名气和荀淑一样大，李膺就经常感叹说：“荀先生的见识和才学，没人能比得上；钟先生的品德，那是实实在在能当大家老师的。”钟皓哥哥的儿子钟瑾，他母亲是李膺的姑姑。钟瑾这人喜欢研究古代文化，为人特别谦让，而且和李膺是同岁，两个人都很有名。李膺的爷爷李修是太尉，他常说：“钟瑾这孩子的性格跟我们家很像，国家太平的时候，他能有一番作为；国家混乱的时候，他也能明哲保身。”后来还把李膺的妹妹嫁给了钟瑾。有一次，李膺对钟瑾说：“孟子说过，人要是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就不配做人，弟弟你怎么老是不管对错，这么好说话呢？”钟瑾把这话告诉了钟皓，钟皓就说：“元礼（李膺的字）的爷爷和父亲都在朝廷做大官，因此家族特别兴旺，所以他说话做事很有底气！以前国武子就爱挑别人的毛病，最后惹了一身仇，现在这世道哪能这么干！你这种处世方法，才能保住咱们一家老小的平安啊。”

公元o年春天正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同时改年号为和平。

乙丑日这天，太后下诏书将政权归还给桓帝，自此停止临朝称制。二月甲寅日这天，太后梁氏去世。

三月，桓帝迁回北宫居住。

甲午日这天，朝廷下诏安葬了顺烈皇后。随后，朝廷又给大将军梁冀增加了一万户食邑，加上之前的共计三万户；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同时让她享受阳翟的租税，每年收入五千万钱，另赐给她红色的印绶，待遇比照长公主。孙寿擅长用自己妖冶的姿态迷惑梁冀，梁冀对她是既宠爱又畏惧。梁冀宠信监奴秦宫，秦宫的官一直做到了太仓令，而且能随意出入孙寿的住所，威权极大，刺史、二千石级的官员都要先拜见他。

此外，梁冀和他老婆孙寿还在大街两边对着盖豪宅，俩人使劲往里砸钱搞装修，互相攀比谁的房子更豪华，家里都堆满了金银珠宝、奇珍异宝。他们还大肆的扩建园林，挖土堆山，造出绵延十里、高低起伏的景观，园林里森林茂密、山涧清幽，就像天然形成的一样，里面到处都是珍奇的鸟兽。梁冀和孙寿就坐着豪华马车在宅院里游玩，身边还跟着一大群歌女舞伎，一路上是又唱又跳的，有时候能没日没夜地寻欢作乐。

外人要是想拜访梁冀，有时连他家大门都进不去，必须给看门的塞钱才能通报，时间一长，连看门的都攒下了成千上万的财富。梁冀还疯狂地扩张自家的林苑，范围能覆盖好几个县，他在河南城西建了个级大的兔苑，方圆几十里都是他养兔子的地方。他公文让各地给他进贡活兔子，还在兔毛上刻记号，谁要是不小心伤害了兔子，直接就判死刑。有一回，一个西域商人不知道这个规矩，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牵连了十多个人，最后都被处死了。梁冀还在城西盖了座秘密宅院，专门用来窝藏奸人逃犯，甚至还抢老百姓当奴婢，足足有好几千人，他还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人是“自愿卖身”的。

更过分的是梁冀听了孙寿的馊主意，把很多在朝廷里当官的梁家人都撤职了，他表面上装作谦让，实际上是想提拔孙家人。孙家有十多个人冒名顶替，当上了侍中、卿、校、郡守这些大官，他们个个都贪婪残暴。他们派手下的门客把辖县的有钱人列了个名单，然后就编造罪名，把人关进监狱严刑拷打，逼着他们拿钱赎命，要是交的钱不够，就直接处死或者流放。扶风有个叫孙奋的人，家里很有钱但为人很吝啬，梁冀送了他四匹马，然后找他借五千万，但是孙奋只肯借三千万。梁冀恼羞成怒之下，就让郡县诬陷孙奋的母亲是他家逃跑的守财奴仆，说她偷了十斛白珠、千斤紫金，更是把孙奋兄弟抓进监狱折磨致死，还抄没了他家一亿七千多万的家产。梁冀还派门客到处搜刮奇珍异宝，甚至跑到塞外去，这些人一路上仗势欺人，到处抢女人、打官吏，他们走到哪儿，老百姓就恨到哪儿。

侍御史朱穆以前是梁冀的手下，他实在看不下去梁冀的所作所为了，就上书劝他说：“大将军您地位尊贵，是三公之，只要您一天做好事，天下人都会敬重您；但要是整天干坏事，国家都得跟着遭殃。现在老百姓和官府都没钱，又赶上水灾虫灾，京城的开销是越来越大，朝廷征税比以前多了十倍，钱全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官吏们拼命压榨百姓，直接把人往死里逼，好多人都被殴打致死，还有人被逼得自杀。他们打着您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让您成了老百姓怨恨的对象，现在民怨沸腾，路上都是抱怨声。以前永和末年，朝廷法纪一松，人心就散了，没几年就差点出大乱子，多亏顺烈皇后整治才稳住了局面。现在老百姓过得比那会儿还苦，长此以往，国家肯定要出大事！您和皇上是一条船上的，国家要是垮了，您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您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您应该赶紧撤掉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别再铺张浪费了，要赶紧拒绝各地的贿赂，这样既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能消除百姓的疑虑，让那些贪官污吏没机会作恶。等国家法纪严明了，您自然会名利双收。”可惜梁冀根本不听他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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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虽然在朝廷一手遮天，但还是习惯拼命巴结宫里的宦官，安排自己的亲信、门客到各地当官，想巩固自己的权势。朱穆又多次上书苦劝，梁冀不仅不反省，还回信怼他：“照你这么说，我就没一点对的地方吗？”不过梁冀一直挺看重朱穆，倒也没怎么为难他。梁冀给乐安太守陈蕃写信想走后门，陈蕃理都不理他。梁冀的使者撒谎说自己是其他人求见，被陈蕃识破后一顿鞭打，结果使者丢了性命，陈蕃也因此被贬成了修武令。还有一次，皇子生病了，朝廷下令让各地进贡药材，梁冀却趁机派门客到京兆郡贩卖牛黄赚钱。京兆尹延笃一看就火了：“你梁冀身为皇亲国戚，皇子生病不赶紧进献药方，居然还派人来倒卖药材赚钱？”直接就把梁冀的门客杀了。梁冀也觉得理亏，所以说不出话，但他暗中指使手下人找借口，把延笃逼得称病辞官了。

夏天五月，桓帝尊博园匽贵人（桓帝生母）为孝崇后，居住的宫殿称为永乐宫，还设置了太仆、少府等官员，一切按长乐宫旧例，又封巨鹿郡的九个县作为她的汤沐邑。

秋天七月，梓潼县生了山崩。

公元年春天，正月初一那天，大臣们都去给皇帝朝贺。大将军梁冀居然带着剑就进了皇宫禁地。来自蜀郡的尚书张陵看到后，当场就大声呵斥梁冀，让他赶紧出去，还命令羽林、虎贲这些武士把梁冀的剑夺了下来。梁冀没办法，只好跪下请罪，但张陵根本不买账，立刻就写奏章弹劾梁冀，要求把梁冀交给廷尉治罪。最后桓帝下了道诏书，只是让梁冀用一年的俸禄赎罪。这件事之后，朝廷里的百官都对张陵肃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之前曾经举荐过张陵当孝廉，他见到张陵后苦笑着说：“以前举荐你，结果倒好，现在反而像是自己惩罚自己了！”张陵回答说：“明府您当初不嫌弃我没本事，还破格提拔我，如今我严格执行国法，正是为了报答您当初的恩情啊！”梁不疑听了这话后，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

没过多久，皇帝就宣布大赦天下，还把年号改成了元嘉。

梁不疑这个人特别喜欢儒家经典，平时也愿意结交和礼待读书人。梁冀却看他不顺眼，心里嫉妒得不行，就找了个由头把梁不疑调任为了光禄勋，然后安排自己十六岁的儿子梁胤当上了河南尹。梁胤长得特别丑，穿上官服连帽子和衣带都撑不起来，街上的人看到他都忍不住嘲笑。梁不疑因为和梁冀兄弟之间闹了矛盾，觉得很丢人，干脆就辞去官职，回到了家里，然后和弟弟梁蒙一起闭门不出。梁冀对此还是不放心，他不想让梁不疑和外面的宾客来往，于是就偷偷派人乔装打扮，守在梁不疑家门口，把进出的人都记下来。南郡太守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刚刚得到任命，就去拜访梁不疑。梁冀知道后，就暗示相关部门弹劾马融在郡里贪污腐败，又找其他借口诬陷田明。结果这两人都被剃了头，一顿鞭打后流放到了朔方。马融受不了这个罪，自杀没成功，田明就没这么幸运了，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到了夏天四月，桓帝就悄悄换上便服，跑到河南尹梁胤的家里去玩。没想到当天突然刮起大风，就连大树都被吹断了，大白天的黑得跟晚上似的。尚书杨秉就赶紧上奏说：“我听说老天爷会用自然灾害来警告人间的帝王，皇上您是天下最尊贵的人，平时出行都得有严格的规矩，要清道戒严，待在专门为您准备休息的地方。除非是去郊外祭祀或者宗庙祭拜这些大事，不然不能随便动用皇家的车驾。以前诸侯去大臣家里，《春秋》都把这事记下来，当作反面例子。现在陛下您穿着先王传下来的礼服，却偷偷跑出去游玩，这就乱了尊卑的规矩，把皇家的威严都弄没了，到时候侍卫守着空皇宫，玉玺都交给了女眷保管。万一出点意外，有人像任章那样图谋不轨，那可就上对不起先帝，下后悔都来不及了！”可惜桓帝根本没把杨秉的话当回事。杨秉就是杨震的儿子。

此时的京城出现了干旱天气，任城、梁国都生了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司徒张歆被罢免。随后，朝廷就任命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这时，北匈奴呼衍王带兵侵扰伊吾，击败了伊吾司马毛恺，还带兵攻打伊吾屯城。桓帝下诏令敦煌太守马达率兵前去救援；当军队抵达蒲类海时，呼衍王已经领兵退去了。

秋天七月，武陵郡的蛮族又反叛了。

冬天十月，司空胡广退休。

十一月，京城又生了地震。随后，桓帝就下诏，命百官举荐品行独特的士人。涿郡举荐了崔寔，崔寔到了公车署后，直接称病，不愿意参加朝廷的策问。之后，他专门写了一篇叫《政论》的文章，谈论当时的国家大事。

在文章里，崔寔说，现在国家之所以治理得一塌糊涂，主要是皇帝当太平天子当久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皇帝却毫无察觉；国家政治一天天的衰败，皇帝也不想着改变。时间久了，皇帝就习惯了这种混乱的局面，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有的皇帝一门心思沉迷享乐，根本不管国家大事；有的听不进忠臣的劝告，喜欢听假话，忽视真话；还有的在治国的道路上迷茫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皇帝信任的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对国家遇到的问题是闭口不谈；而那些不在皇帝身边的臣子，就算有好的建议，也因为地位低而不被重视。这样一来，朝廷的统治秩序就会变得越来越松弛，而那些有才能、有想法的人却只能在下面干着急，实在是可悲啊！从汉朝建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三百五十多年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越来越糟糕，从上到下都懒懒散散、懈怠敷衍，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都盼着能有一位贤明的君主来拯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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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认为，想要挽救国家，就得及时弥补政策上的漏洞，消除社会上的各种弊端，稳定住摇摇欲坠的局势，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国方法，最终让天下恢复安宁祥和的景象。古代的圣人治理国家，都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合适的制度，不会强迫人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也不会不切实际地追求虚名。就像孔子，面对叶公问政，他谈的是如何吸引远方的人归附；面对鲁哀公，他讲的是怎样治理百姓；面对齐景公，他说的是要注重礼仪。这不是孔子的观点前后矛盾，而是因为这些君主面临的紧迫问题不一样。但现在的人太死板，死守着老规矩，迷信占卜预测，根本不懂得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治国之法。他们只相信听来的那些看似很厉害的大道理，却不重视眼前真实生的问题，跟这种人根本没法讨论国家大事！所以，就算有人提出的建议非常正确，符合治国之道，也经常会被打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顽固的人不懂得顺应时代变化，只习惯按老一套做事，喜欢安于现状，只知道说“按老规矩来”。还有些稍微有点见识的人，为了名声和权力，嫉妒比自己有才能的人，只要计策不是出自自己之手，就想尽办法反驳。人多嘴杂，正确的建议就这么被抛弃了，就算是古代像稷、契那样的贤才重生，在这种环境下也会处处受限，这就是为什么有见识的人的好想法总是没办法实施的原因。

崔寔还说，一般来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和智慧，采取严厉的手段反而能把国家管好，太过宽松就容易出乱子。怎么证明呢？就说近代的汉宣帝，他清楚做皇帝的道理，明白怎么治理国家，所以用严厉的法律和刑罚，把那些奸邪之人吓得不轻，结果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因此他的政绩比汉文帝还要好。可是汉元帝即位后，实行宽松的政策，最后导致国家越来越弱，皇帝的权力也慢慢丧失了，汉朝的衰败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从这两位皇帝的做法和结果，就能看出治国方法的重要性。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夸奖齐桓公、晋文公，称赞管仲的功劳，难道孔子不推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吗？当然不是，孔子其实是在强调要懂得变通，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国家的问题。圣人都能随着时代变化调整治国策略，可普通人就是不懂得变通，总以为用上古时期结绳记事的方法，就能解决秦朝那样的乱世；觉得跳几支舞，就能解除像平城之围那样的军事危机。这就好比熊经鸟伸（古代的一种健身方法）虽然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但治不了伤寒；呼吸吐纳虽能养生，却不能用来接骨。治国就跟治病救人一样，国家太平的时候，要用道德教化来滋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得用刑罚来整治。刑罚就像是治病的猛药，用来对付混乱局面；道德教化则是滋养身体的美食，适合在太平时期推行。要是用道德教化去对付坏人，就像拿美食治病，根本不管用；反过来，用刑罚治理太平盛世，就像拿药当饭吃，肯定会出问题。

现在国家继承了前代留下的各种弊端，又赶上不好的时候，好几代人下来，政策都太宽松，对国家的治理就像松开了缰绳。马没了嚼子，拉车的马四处乱冲，国家的展道路就充满了危险，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拉紧缰绳、加固车辕，先把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哪还有时间去讲究那些细枝末节！就说汉文帝吧，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把该斩右脚的人直接判了死刑，挨板子的人也经常被打死。所以汉文帝其实是靠严厉的手段实现了天下太平，而不是靠宽松的政策。

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有个叫仲长统的人，看过《政论》这本书后，就感叹说：“只要是当皇帝的，都应该把这本书抄一份，放在自己座位旁边，随时读一读。”

司马光针对崔寔在《政论》里觉得汉朝法律太宽松的观点，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按常理来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够严苛了，可崔寔还觉得不够，他为啥会这样想呢？主要是因为到了汉朝衰落的时候，皇帝大多性格软弱，也没啥主见，而那些在朝廷辅佐皇帝的大臣也昏庸无能，只知道无底线地宽容。结果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宠臣犯了罪，却不用接受惩罚；那些蛮横狡猾的老百姓违法乱纪，也没得到应有的制裁。皇帝的仁爱和恩惠，只是暂时地给了表面上的好处，根本没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让那些坏人越来越嚣张，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也彻底乱套了。所以啊，崔寔在文章里说的那些话，其实只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的一些歪风邪气，只能用来解决汉朝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说放之四海、历经千年都适用的真理。就像孔子说过的：“要是国家的政策太宽松，老百姓就会对法律和规矩不当回事，这时候就得用严厉的手段来整治；但要是手段太严厉了，又会让老百姓受到伤害，那这时候就得再放宽政策。用宽松的政策来调和严厉的手段，用严厉的手段来补充宽松的政策，这样一松一紧、宽严结合，国家的政事才能顺利和谐地展下去。”司马光认为，孔子说的这个宽严相济的道理，才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治国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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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月庚午日这天，任城节王刘崇去世了，因他没留下子嗣，所以封国就被废除了。

随后，朝廷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这时，桓帝想要好好褒奖一番梁冀，就把中朝级别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起来，让大家商量该给梁冀什么样的特殊待遇。特进胡广、太常羊浦、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这些人，都一个劲儿地说梁冀的功劳和品德能和周公相提并论，觉得应该赐给他山川、土地，还得给他分封附庸小国。只有黄琼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梁冀之前因为迎立皇帝有功，食邑已经增加到三千户了，他儿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分封诸侯都是按户数来算，不是按土地面积，梁冀最多也就是参照邓禹的功绩，给他四个县的食邑就行了。”朝廷最后听了黄琼的建议。

接着，相关部门就上奏说：“以后梁冀上朝不用小步快跑，可以带着剑、穿着鞋上殿，拜见皇帝的时候，司仪也不用喊他的名字，这种待遇就跟当年的萧何一样；把定陶、阳成剩下的民户都封给他，让他的食邑达到四个县，和邓禹一样；再赏赐他大笔金钱、奴婢、彩色绸缎、车马、衣服，还有豪华的宅院，就像当年赏赐霍光那样，用来彰显他的特殊功劳。以后每次朝会时，梁冀都单独和三公坐在一起，每十天进一次宫，负责处理尚书台的事务。并把这些规定向天下公布，让后世都照着办。”可就算这样，梁冀还觉得给他的礼遇不够高，心里特别不满意。

到了公元年春天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窴王给杀了。这事得从头说起，之前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窴的时候，因为毒疮作死了。赵评的儿子去接父亲的灵柩回家，路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因为和于窴王建有仇，就骗赵评的儿子说：“你父亲是被于窴王指使胡医，在疮口涂了毒药才死的！”赵评的儿子对此就信以为真，回去就把这事告诉了敦煌太守马达。这时，正好遇到王敬接替赵评做西域长史，马达就派王敬去暗中调查于窴王。王敬去于窴的时候，先经过了拘弥国，成国又撺掇他说：“于窴国人想拥护我当王，你现在借着这个罪名杀了建，于窴肯定就乖乖听话了！”王敬想着这样做的话，就能立功出名，到了于窴后，他就摆了酒席请建吃饭，实际上是想趁机杀了他。不巧的是，有人把王敬的阴谋告诉了建，可是建却不信，他还说：“我又没犯错，王长史为啥要杀我？”第二天，建就带着几十个属官去见王敬，他刚坐下起身敬酒，王敬就喊手下抓人。但王敬的手下并不想杀人，建的属官趁机都逃走了。当时成国的主簿秦牧也在宴席上，他拔出刀喊：“事儿都到这份上了，还犹豫啥！”上去就把建给杀了。

这事被于窴侯输僰等人知道后，就马上集结兵力攻打王敬。王敬举着建的脑袋跑到城楼上喊：“我是奉天子的命令来杀建的！”可是输僰根本不听，上楼就把王敬给杀了，还把他的脑袋挂在集市上示众。之后输僰就自己当了王，但没过多久就被国人给杀了，大家又立建的儿子安国做了于窴王。马达听说王敬死了，就想调集各郡的军队去攻打于窴，但是桓帝没同意，还下诏把马达召回了京师，同时让宋亮做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后，就公开悬赏，让于窴人杀了输僰。可那时候输僰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于窴人就砍了个死人的脑袋送到敦煌，也不说明白情况。宋亮后来现不对劲，但最后也没能出兵讨伐。

这一年里，还生了不少事儿。

丙辰日，京城生了地震。

夏天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去世，桓帝让弟弟平原王刘石主持丧事，丧葬的规格和恭怀皇后一样。

五月，就把她葬在了博陵。

秋天七月，又生了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