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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掌心碑（第1页）

被资助的贫困生骂我父亲死得活该时，我当众播放了他跪求资助的录音。母亲被无业游民砸死在高上那天，我正在为她熬治胃病的中药。多年后饭店来了位眼熟女客，递给我一沓黄作业本。每页背面都写满“对不起”，和一份份汇款凭证——“你父亲买的种子，迟了二十年才在我们心里芽。”

王氏饭店的空调总是开得很足，冷气沉甸甸地压下来，像块无形的冰，覆在人的皮肤上。王景明站在柜台后，慢条斯理地用一块软布擦拭一只釉色温润的瓷杯。下午三点，店里空无一人，只有日光透过大幅玻璃窗，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寂静的光斑。

门上的铜铃哑涩地响了一下。

一个女人走进来，带着一身外面的燥热。她约莫四十上下，穿着素净的灰色裙装，身形瘦削，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长期磋磨后的疲惫与平静。她没看菜单，也没找座位，目光在空荡的店里逡巡了一圈，最后落在王景明身上，脚步有些迟疑地走近。

“老板，”她的声音干涩，带着点不确定，“请问…您是王海生先生的家人吗？”

王景明擦杯子的手顿住了。冰凉的瓷壁贴上指腹，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王海生。这个名字有多少年没被外人提起过了？久得像上辈子的事。他抬起眼，仔细地打量眼前的女人。面容陌生，但那双眼，深处藏着一点惶然和极重的愧怍，隐隐有些熟悉，却又抓不住确切的线索。

“我是他儿子。”王景明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出奇，像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人。

女人的肩膀微微塌下去一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被更沉重的东西压垮了。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洗得白的帆布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我叫赵秀芹。”她报出一个名字，眼神带着探寻，似乎期待能从王景明脸上找到一丝回应。但王景明只是沉默地看着她。赵秀芹…他飞快地在记忆里搜索，模糊的碎片掠过，却拼凑不出清晰的形象。父亲资助过的人太多，像撒出去的把把谷粒，他那时年纪小，记不住所有飞来又飞走的麻雀。

赵秀芹眼底的光黯了一下，她低下头，颤抖着手打开帆布包的搭扣。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一摞用旧牛皮筋捆着的作业本，纸张完全黄脆，边角卷损得厉害，散着一股陈年的纸张和霉尘混合的气味。

她双手捧着那沓本子，像捧着一件极易碎裂的珍宝，又像捧着一块灼热的炭，近乎虔诚地、又带着巨大不安地，将它递过柜台。

“这个…给您。”她的声音更低了，含着哽咽，“对不起，现在才…才拿来…”

王景明没有立刻去接。他的目光落在那摞本子上，父亲的形象却猛地撞进脑海——不是后来病床上那个形销骨立、被疼痛折磨得双目浑浊的男人，而是更早时候，穿着半旧衬衫，伏在昏黄灯下，一封封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信，然后认真在本子上记下名字和金额的父亲。那笔记本的纸张，也是这样的黄。

他终是伸出了手。作业本落入掌心，沉得乎想象。那牛皮筋几乎要断裂，脆弱的纸张隔着岁月，硌着他的皮肤。

赵秀芹像是完成了某种使命，身体又晃了一下，手飞快地缩回身后，头埋得更低。“您…您看看。”她喃喃道，然后便不再说话，只是僵硬地站着，等待着审判。

王景明走到窗边光线最亮的那张桌子旁，坐下。解开出细响的牛皮筋，最上面是一本封皮印着红色牡丹花的田字格本，上面用铅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名字：赵秀芹。字迹稚嫩，旁边还用圆珠笔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他翻开。

第一页是拼音，第二页是生字。一撇一捺，写得认真又吃力。他快翻过，那些稚嫩的笔迹逐渐变得工整、流畅。这只是一个普通女孩最普通的作业。父亲当年看过的，就是这样的本子吗？透过它们，想象着一个个陌生孩子的人生？

直到本子快要翻完，在最后一页的背面，几行截然不同的、仓促又用力几乎划破纸背的字，猛地攫住了他的目光——

“王海生叔叔，对不起！！！”

三个巨大的感叹号，像三根钉子，狠狠砸进眼里。

王景明的手指僵住了。一股寒意毫无预兆地从脊椎窜起。

他猛地丢开这本，拿起下面一本。封皮是蓝色的，名字叫李建军。同样是作业，一页一页，规规矩矩。他直接翻到最后。背面同样有字，同样墨迹深重，写的是：“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您！我该死！”

第三本，一个叫孙丽萍的女孩，作业本背面密密麻麻，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写满了整整一页，那字迹到最后几乎癫狂，仿佛写字的人已经崩溃。

第四本，第五本…整整一摞，十几个作业本，每一本的最后一页或封底背面，都写满了“对不起”。有的长篇累牍诉说悔恨，有的只有泣血般的三个字，有的字迹工整像是下了极大决心，有的潦草模糊像是被泪水泡过。每一句“对不起”，都像一声沉闷的鼓响，敲在王景明沉寂多年的心湖上，震起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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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道歉之间，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

是一张张小心粘贴上去的汇款凭证回单。

金额不等，五十，一百，三百…收款人都是“王景明”，汇款人姓名栏，是那些作业本上的名字：赵秀芹、李建军、孙丽萍…汇款日期，从他母亲去世后那个月开始，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一直持续到近期。最早的那些票据，已经黄得几乎透明，上面的蓝墨水字迹也已晕开模糊。

他的呼吸停滞了。血液轰鸣着冲上头顶，又在瞬间冰冷下去。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不得不用手撑住桌子。玻璃窗外车水马龙，阳光刺眼，世界却在他耳边失声了。

只有那些密密麻麻的“对不起”，和那些黄的票据，在他眼前无限放大，旋转，最后狠狠地砸回二十年前那个冰冷绝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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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像一层黏腻的膜，糊在口鼻处。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父亲粗重艰难的喘息声，一下，又一下，拉扯着王景明的神经。

胃癌晚期。癌细胞啃光了父亲所有的血肉和精神，只剩下一把枯骨外面绷着一层蜡黄的皮。曾经那个能扛起两袋粮食、笑声爽朗的男人，如今连喝口水都会引剧烈的呕吐和疼痛。

王景明拧了热毛巾，小心地给父亲擦拭额头渗出的虚汗。母亲坐在床尾的小凳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团看不清颜色的毛线，手指无意识地抽搐着，织了拆，拆了织，好像只要手不停，心就不会彻底沉下去。家里的积蓄早已掏空，还欠了一堆债。饭店盘出去了，房子抵押了。曾经那些因为父亲慷慨而带来的短暂虚荣和热闹，此刻看来像一个冰冷讽刺的笑话。

床头柜上那只旧诺基亚手机突兀地振动起来，嗡嗡地在木头表面打转，声音刺耳。

母亲惊得一抖，毛线团掉在地上。王景明看到父亲闭着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他拿过手机，屏幕上闪烁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某个遥远的北方小城。他犹豫了一下，走到病房外的走廊接听。

“喂？是王海生老板吗？”一个年轻却毫不客气的声音钻出来，背景音嘈杂，像是在某个游戏厅或者吵闹的街头。

“我爸病了，不方便接电话，您哪位？”王景明压低声音。

“病了？哦。”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非但没有关切，反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和理直气壮的埋怨，“我是他以前资助的学生，叫刘强。王老板以前说好的，资助我到大学毕业，这钱怎么才到高三就不打了？这马上要高考了，资料费、补习班费一大堆，等着用钱呢！这说不管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