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是我身体不舒服,我刚才说了我耳朵嗡嗡响……”男孩低低辩解。
“你嗡个屁!你就是想偷懒,仗着生病不想学习,是不是?”
那女人骂得咬牙切齿,男孩的肩膀微微缩了缩,却没有哭,只是沉默着,低头像一块被丢在角落的石头。
应泊听得眉头拧得死紧。他本能地想移开注意力,视线却被这段争执牢牢拽住,耳边的声音再难忽略。
像一把无形的锁扣住记忆的闸门——某种早年间刻意遗忘丶却从未真正远离的东西忽然被扯开。
那一年他十四岁,也是在医院走廊。
他成绩掉了一名,母亲在诊室外当着一排病人吼了他整整十分钟,手里拿着的是那张刚从老师手中拿回来的期中考试试卷。
“你到底有没有点出息?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自己!我说了多少次,考第一才有资格说话!”
“不是我不努力,是那道大题……”
“我不听你解释!你那是找借口,是撒谎!你以为你能骗我?”
应泊当时也没有哭。他只是记得那一刻的风从窗户外灌进来,吹起窗帘一角,却怎麽也吹不散他胸口那团难以形容的钝痛——不是委屈,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疲惫的麻木。
——她不是在听我说话,她是在用她的“身份”说话。
从那时起,他开始厌恶这种姿态。
母亲丶老师丶上级,制度丶程序丶法规……哪一个不是站在高位,用“你只要听话”的立场俯视着你?
他选择了法律,走进这座神殿,尝试看清它的缝隙。
可越往上爬,他越发现自己的抗拒只是幻觉。
系统之中,每个人都在遵命;流程之下,每一份文件都冷静精确;他一次次举证丶推理丶论证,试图让每一个指控都无懈可击,却越来越像一个符号——一颗在庞大齿轮中协调运转的小齿轮。
有人将这个过程称之为“体制化”。他起初质疑过,也挣扎过,可最终,他的肩膀还是被权力之手轻轻一按:“你会习惯的。”
“你该习惯的。”
耳边孩子低声哽咽的解释被又一次粗暴打断,那女人怒声喝斥:“你要是再顶嘴,回去我就把你手机砸了!”
“……我只是说我头疼……”
“头疼你也得听话!”
应泊像是被刺了一下,喉头一阵干涩。他坐直身子,拇指摩挲着手中的片子角,缓缓闭了闭眼。
“法学就是神学,权力就是神祇……”
他脑海中,那句突兀的话语再次浮现——尖利丶嘲讽丶神秘丶又仿佛带着一丝无法分辨的祈祷意味。
“我们都是权力的殉道者。”
这一刻,那句子不再是哲学玩笑,而像是在宣布。宣布他曾经想抗拒丶想绕过丶想改变的东西,早已从四面八方渗进了他血液里,嵌入每一项工作丶每一次判断丶每一个案卷上落下的签字。
他缓缓睁开眼,望向面前亮着号码的诊室,深吸了一口气。
不是因为痛苦,而是为了撑住——理智丶平衡丶与那最後一丝不愿堕落下去的执念。
“十三号,应泊,请到三号诊室。”
候诊区的电子显示屏上红字闪了一下,机械音也在耳畔响起。应泊猛地从那一连串浸透记忆的嘈杂思绪中回神,肩膀下意识一动,触到椅背那片因汗水而变得湿凉的边角。
他站起身,额角还有一层未散的汗。
唔,还是先去看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