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沈佑安相互消耗的五年婚姻里,他好像从未如此认真地听过我说话。
我心里浮起一丝涩痛,不是为他,而是为我自己。
为我作为“沈少夫人”的躯壳,被囚禁灵魂不得自由的那些年。
好在,我现在终于走出来了。
沈佑安的声音还在继续:“我想知道芬兰的税收和劳工法律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他声音低沉缓慢,每说完一句话,都会静静看着我。
那目光沉静而专注,我下意识避开他的视线,公事公办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与我过往六年在外交翻译领域的其他工作并无不同,这次晚宴双方洽谈得很顺利。
分别时,我在芬兰的风雪中拢紧了围巾。
戴着羊皮手套与沈佑安短暂交握。
“沈总,合作愉快,再会。”
说完,我转身离开。
长靴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就在我打开车门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沈星姚。”
我站定脚步却没回头,安静等着他的下文。
许久,风吹得指尖都有些僵硬,他的声音终于再次传来:“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沙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莫名的委屈。
我心尖一颤,只觉得是芬兰的极夜太冷。
“陆总,晚宴上该翻译的内容我已经完成了,至于其他的,我没什么好说。”
可沈佑安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我离开,一贯清冷自持的语气里多了几分焦急。
“沈星姚,你当初一声不响地离婚,就算不考虑我,佑安的感受你也不顾了吗?”
“六年了,佑安已经九岁了,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想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