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机构是他们去了三四年的,名字喊得很响亮,走廊里贴着林林总总的资格证丶海外学历认证丶国家奖项获得证明。第一次去,他们就被五彩菱格的落地窗户震住了,霓虹色的光在清亮亮的地面上滚动,仿佛有一扇充满希望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
穿着西装的人为他们介绍了很多疗法,疗法後面总跟着一个天价的数字。Z先生和太太握紧了手,彼此的手心都是汗津津的。他们谁都不用说话,从眼神里就读懂了对方的意思:房子卖了吧,搬回动物园宿舍住也是可以的;平时吃饭也可以再省一省,厂里有食堂,中午多打一些晚上带回来吃;念念的牛奶和水果可不能省,长身体呢。
“你们运气好哇,我说这两位家长。刚好我们和九龙国际康复医院有合作,每周请教授来坐诊,诊费五折……”那个人似乎看透了他们的窘迫,推过来一张折扣表。
他们兴奋地看着折扣後的价格,两张脸都因激动而变得红扑扑的。这样的兴奋持续了很久,乃至Z先生发现网上搜不到这个什麽“国际康复医院”和教授的名称时,也没有想太多——他真的只以为是自己运气好,赶上了教授的“自闭症国际化干预课题攻坚阶段”。
太太确诊贲门癌後,来来回回坐火车往返就有些吃不消了。
他们三个人只肯买一张卧铺,给钟念念睡,他和太太则轮流在硬座上休息。外面的天黑了又亮,星星升了又落,就是到上海了。只是这段距离,太太坚持得越来越辛苦。
那个穿西装的人又恰到好处的出现了,他告诉Z先生,“孩子也是可以住院治疗的。”
“其实我们是建议孩子住院的,全天24小时干预,不会错过治疗黄金期。”他很贴心地看出Z先生的嘴上浮了几层白皮,把一杯水递到Z先生手中。
带着红色针织帽的钟念念坐在一旁,像一只大熊玩偶。Z先生下意识地把水先拿给他喝。
“价格也不用担心,你们这个情况,我可以向教授申请一些折扣的。”穿西装的人诚恳地给出一个数字。
太太虚弱得靠在Z先生的肩膀上,她的声音很小,像蚊子一样,“要谢谢人家啊。下周我还来,我给……”太太想了想,家里似乎拿不出什麽能作为馈赠的东西了,她的声音越发地小下去,“我给他们包顿饺子送来。也给念念解解馋。”
5。
送饺子的时候,就只有Z先生一个人了。
太太已经进了ICU,也是在螺城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不再允许她任意离开本市。
在入院前,她坚持和了面——包饺子的力气是没有了,能做的只有把水倒进面粉中。被轮椅推进诊室时,她还再向Z先生强调,一定要包出来,一定要放在保温桶里给教授和钟念念送去。
Z先生是被警方急匆匆叫去的。
走时那锅饺子还没有开——他只能熄灭了火,由着它们像浮萍一样飘荡在浑浊的水中。
他揣着一只保温桶,里面飘着半熟的饺子,他不知道自己这是要去干什麽,也想不通为什麽会由警方打来这个电话。
那顶由太太亲手织的红色帽子,成为唯一的见证者。
警方用文字复述着教授对钟念念的侵害——把帽子下沿拉下来,遮住受害人的眼鼻,在背後对受害人进行了……
後面的文字Z先生看不下去了,旁边还有更多的证据提醒着他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钟念念臀部丶腿部的抓伤痕,提取的体液,伤口的鉴定。
对钟念念的询问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只要穿着制服的人一走近他,他就会惊慌失措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是,是三个小孩,一个在洗脸,一个在刷牙,一个……一个在,老师,我知道!”嗓子都喊破了音。
Z先生带着钟念念从警局落荒而逃时,保温桶和那顶针织帽都丢在了那里。钟念念从此害怕极了红色,只要见到红色的物品,就无法受控地颤抖,“不喜欢红色!疼!太疼了!”
6。
“也不知道那孩子怎麽样了。”
袁野有一年多没有那个女孩的消息了。据妻子的姐姐说,很有可能是被家属悄悄接走了。
“这样的事每年都有的——孩子病的时候,家属躲起来。情况好一些了,就让孩子自己跑出去。”妻子的姐姐对这件事有点困惑,“只是,那孩子,怎麽说呢……没有轮椅的话,很难自己走太远。”
妻子倒是对这件事无所谓:“跑就跑了吧,能跑了总是好事,在医院住了也有十年了,孩子总算等到家属来接了。对吧?”
袁野耸耸肩,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在决定资助这个孩子起,他查过不少资料,知道这种病的生存期不长。他本想大咧咧地告诉妻子,孩子很可能已经没了。但是听到妻子和姐姐用那种柔软的声音在说话,他就收回了自己的判断。
他把时间留给妻子和姐姐,自己在走廊上徘徊。
外面正好是下班时间,有警车钻进密集的家属楼,有放学的孩子在追逐打闹,也有人在地上扫起一朵干枯的小花。
他从八楼的窗台上收回脑袋,疑心有人在病房里放歌。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麽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他跑回病房,却发现这里依旧安安静静,没有一丝生息。
“奇怪了,可能是幻听。”袁野嘟囔着,给Z先生打去了电话——“取药的卡能不能再借我用用?我的报销额度满了。”
“能啊。”Z先生在模糊的地方,笑着说。